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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和同时代的西葡、英荷等国相比，对待本国海盗的策略有何不同？

1633年，为了逼迫明朝承认荷兰有贸易的特权，荷兰进犯福建的金、厦一带，并成功进驻金门的料罗湾。而郑芝龙抓住荷兰人的麻痹大意，偷袭料罗湾，在武器装备落后荷兰的情况下，用火船火攻的方式，大破荷兰舰队。此役后，荷兰只能龟缩在台湾，不敢再进犯大陆，而郑芝龙则趁机消灭了其他海盗势力，困扰明朝多年的海盗之患终于解决了。

此后，郑芝龙拥兵十万余人，成为东亚海上第一霸主，也成为有史以来，中国最强大的海盗集团。连荷兰也不得不向郑芝龙低头，每船要花3000两白银购买郑芝龙的令旗，方能保证船只不被打劫。只是，郑芝龙晚节不保，在1646年清军进攻福建时，向清军投降。因为他的儿子郑成功坚持抗清，郑芝龙也因此被软禁在北京。1661年，郑成功击败荷兰人，收复台湾，并将抗清大本营移到台湾。

“明朝和同时代的西、葡、英、荷对待本国海盗的政策有何不同？”

据史料记载，明朝时期的造船技术，已经到达了世界的领先地位，当时郑和下西洋所用的宝船，船长约148米，宽约60米，结构坚固，可以调整航向，配十二个船帆。

但由于明朝和同时代的西、葡、英、荷处于不同的环境，并且有着根本性的文化差异，导致它们所实行的对海盗的政策也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说是相悖的。

明朝对于本国海盗的策略

明朝初期，因为造反余孽张士诚和方国珍等人的逃往海外以及日本倭寇时不时的进犯的问题，导致明太祖朱元璋先后撤除了四个重要口岸的市舶司，并实施了以军事目的为主的一系列海禁制度，以防造反余孽和日本倭寇进犯疆土。

之后没过多久，因为胡惟庸集团疑似勾结日本，使得明太祖朱元璋震怒，更严苛的海禁制度又下来了，开始禁止渔民进海捕鱼，并且禁止了对日本的贸易往来。

明太祖朱元璋逝世后，建文帝即位，但这样严苛的海禁制度也并没有被撤除，民间贸易往来被严重抑制。

永乐皇帝即位后，派郑和七次下西洋，但所谓的海禁制度仍然没有被废除。

随着海禁制度的影响逐渐显露，靠海而居的人们本身就凭借大海为生，下不了海，就捕不了鱼，更从事不了贸易活动，贫穷压迫着他们。朝廷不让下海，那他们就私自下海，贫穷使他们无所顾忌，大不了就做大海上的亡命之徒。

所以，这样的高压下，走私现象、海盗现象以及沿海地区的人民逃往海外的现象逐渐萌生以至于严重。明朝嘉靖年间，那些亡命之徒聚集了数十万人，由一个名叫“王直”的人所领导，专门干一些武装走私的海上买卖。之后，明王朝开始出兵围剿这些武装走私集团，而这些集团见势头不对，和日本倭寇勾结了起来，对抗明王朝的围剿。

由此，明王朝对走私等行为打击的也就越厉害。

明王朝的压制越厉害，民间的反弹就越大，铤而走险做海盗的人就越多。直到明穆宗时，才意识到“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这才放松了严苛的海禁制度，但也未完全放松，这时已经到了明朝的中晚期（即公元16世纪中晚期）。

英国对待本国海盗的策略

文化地理学中说到：欧亚大陆西部的众多民族，由于长期濒临在海洋地区，海洋和他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所以欧洲这些民族，是属于海洋民族。由于海洋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向海洋方向拓展，就成为了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而海盗这种行为由于与他们的历史紧密相连，所以他们认为海盗的冒险精神是值得学习的，甚至在欧洲历史上的一段时间内（这段时间主要为公元前5、6世纪以前），海盗是一个非常光荣的职业。

由此，可见大多西方人对于海盗的态度了。

以16世纪中晚期的英国举例：

当时的英国的统治者是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伊丽莎白一世刚刚即位的时候，英国国内的各个方面都是糟糕透顶。关于国内宗教问题严重、经济拮据、国民怨声载道；关于国外正与法国交战、与西班牙相互对峙等。面对这样的困境，女王对于海盗的施政政策也比较独特。比如通过出售有时效的“私掠许可证”，在这个时效海盗可以任意劫掠，用出售许可证的资金缓解紧张的财政；与海盗合作，掠夺大量财宝，积累资金；海盗“合法化”，建立海盗股份公司，通过入股获得分红；英国海军与海盗合作，共同作战，甚至把海事经验丰富的海盗聘为海军……

当时，除了英国之外，想必西、葡、荷对于海盗的措施，就算没有英国对待海盗那么特殊，也必然不可能有太大的限制。

由此，应当可以看出明朝与同时代的西班牙、葡萄牙、英国、荷兰对待海盗的不同方式了。当然，小编认为，引发这种不同现象的原因，归根结底是因为文化以及所处环境不同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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